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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軍方陣,崛起一座文學的高峰?

作者:於可訓   發布時間:2013年04月16日  來源:人民日報  

  楚軍方陣
  制圖:張芳曼

 

湖北文學曾有鄂軍、漢軍之稱,稱楚軍最易與湖南文學相混,今湖南文學既以湘軍稱之,則湖北文學據楚軍之名,可示區別。

說起湖北文學,人們自然會想到方方、池莉、劉醒龍、熊召政、陳應松,包括已調出湖北的鄧一光等知名作家。這些作家既是文學楚軍的標識,同時,他們的創作經歷也記錄了文學楚軍發展壯大的歷程。在我的記憶中,“文革”結束后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今日文學楚軍的這些中軍大將,尚屬初登文壇的“英雄少年”,頭角嶄露,鋒芒乍現。當是時也,坐鎮中軍大帳的,則是徐遲、姚雪垠、碧野、曾卓等一批曾經叱咤現當代文壇的文學老帥。曾幾何時,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這批“英雄少年”就以各自的創作實績博得廣泛稱譽,如方方的《“大篷車”上》等青年題材的小說,池莉的《月兒好》等鄉村題材的小說,劉醒龍的《大別山之謎》等大別山系列小說,熊召政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政治抒情詩,陳應松的《黑艄樓》等江漢水系小說,鄧一光的《孽犬阿格龍》等知青題材的小說。這期間,其他中青年作家的創作,如楊書案等的歷史題材小說,祖慰等的報告文學,劉富道等的傷痕、反思題材小說,楚良、映泉、李叔德等的農村題材小說,汪洋等的校園題材小說,李傳鋒等的動物小說,劉益善等的鄉土詩歌,董宏猷等的兒童文學創作,等等,也都以各自的特色和影響,展示了文學楚軍的主力陣容和多樣風采。文學楚軍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乘改革開放、文學革新之勢,在上述文壇老帥的中軍帳下,迅速集結了各路精兵,布成了自己的陣勢,此后的發展壯大就是以這些“老營”將士為基礎。

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來,是文學楚軍“異代接武”、整體崛起的時期。老帥的文學大旗逐漸淡出歷史的煙塵,“新寫實”浪潮、“現實主義沖擊波”和“新英雄主義”寫作,先后把方方、池莉、劉醒龍、鄧一光,包括此前在“尋根文學”中秀出、在新世紀以神農架系列創作異軍突起的陳應松,90年代初被“文化關懷”小說推出、在新世紀以三峽題材的創作受到廣泛關注的劉繼明,以及重振湖北鄉土詩風的詩人田禾等,推到陣前,成為文學楚軍新一代領軍人物。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鄧一光的《父親是個兵》,包括陳應松隨后推出的《松鴉為什么鳴叫》等中篇小說、劉繼明這期間的短篇小說《前往黃村》等,成為“一時之選”。中篇小說也因此而成為文學楚軍的一支勁旅。在此期間,素有長篇創作傳統的文學楚軍,又創造了新的一輪長篇創作的輝煌。鄧一光的《我是太陽》、熊召政的《張居正》、方方的《烏泥湖年譜》和劉醒龍的《圣天門口》等長篇小說,先后成為引人矚目的亮點和議論評說的熱點?!段沂翘枴穼懖粶绲挠⑿劾硐?,《張居正》寫權力的怪圈,《烏泥湖年譜》寫無事的悲劇,《圣天門口》寫革命與人道,在藝術上,或承接傳統,或發為新創,都得到了高度的評價。尤其是《烏泥湖年譜》以編年體結構長篇小說,更成為這期間長篇小說文體創新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文學楚軍的長篇創作成就,以熊召政的《張居正》和劉醒龍的《天行者》,繼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之后,先后斬獲茅盾文學獎,而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廣泛的認同。說明在中篇勁旅之側,長篇也成了文學楚軍的一支勁旅。與此同時,文學楚軍的其他各路人馬也迅速跟進,其中既有筆耕不輟的文壇老將,也有嶄露頭角的文學新銳。何存中、葉梅、馬竹、姚鄂梅、呂志青、曹軍慶、馮慧、王君等人的小說,徐魯、華姿、王蕓、任蒙等人的散文,謝克強、張執浩、車延高、哨兵、閻志等人的詩歌,以及其他更年輕的“80后”作家的創作,顯示了文學楚軍的實力和后勁。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楚軍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壯大的歷程,到今天,可謂各體文學“裝備齊全”,老中青少兵強馬壯,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儼然成一支威武之師、靈秀之師。

文學楚軍的形成,離不開楚文化傳統和湖北的社會人文環境,它的發展壯大,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時代和前輩作家的影響,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文學楚軍才在自己發展壯大的歷程中,逐步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我把這種特色概括為:先聲后發,散點布陣,固本開新,追求極致。

所謂先聲后發,是指文學楚軍在“文革”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是以老作家如徐遲、姚雪垠、曾卓等的創作先聲奪人的。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姚雪垠的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二卷)、曾卓的詩歌《懸崖邊的樹》等,是這期間“轟動”一時的作品,也是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但從總體上看,文學楚軍在這期間的跟進是較為緩慢的,尤其是在稍后出現的文學革新和先鋒文學實驗浪潮中,雖不乏參與者,但卻較少有影響的實績,故常被譏為“慢半拍”。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新寫實”浪潮興起之后,情況卻發生了大幅度的逆轉,不但方方、池莉成了這股文學潮流的代表作家,《風景》和《煩惱人生》成了這股文學潮流的標志性作品,而且此后一發而不可收,一些如方方、池莉這樣實力雄厚、基礎扎實、已有相當創作實績、蓄勢待發的作家,如劉醒龍、鄧一光、熊召政、陳應松、劉繼明、田禾等,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相繼出現在前軍陣前,各懷絕技,威風凜凜,文學楚軍遂成氣候。

所謂散點布陣,是說文學楚軍在創作中,重視個人的獨特追求和獨立發展,較少流派意識和團體傾向,雖然也有人從“漢味”之類的角度歸納它的地域特色,但從總體上說,卻不像河北“三駕馬車”或廣西“三劍客”那樣,有一個大致相近的傾向。這種“散點”分布的陣法,雖有它的弱勢,但卻便于作家發揮各自的特長,凸顯各自的特色,故而文學楚軍的一些主要作家,或觀照歷史,或執著現實,或深入人性,或關注市井,或經營長篇巨制,或打造中短佳構,或用寫實手法,或兼夸張想象,從題材到主題,從文體、風格到手法、技巧,“各師本心,其異如面”,都有較鮮明的個性。

所謂固本開新,是指文學楚軍比較重視固守文學創作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如文學與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文學與傳統、與人性的聯系等,在深入把握這些關系和聯系的基礎上,融匯新的社會人生觀念,開拓新的藝術表現手法,追求新的藝術表現技巧。故而文學楚軍常被人視為在恪守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礎上,尋求新變。這種說法雖然比較陳舊,但卻從一個側面,道出了文學楚軍創作追求的總體特征。即使是像方方的《風景》那樣,整體結構和敘述視角是“荒誕”的,但它的細部描寫卻是絕對“現實主義”的。像陳應松的《狂犬事件》那樣,既富于象征性,又有充足的生活依據。如此等等,這樣的藝術創新,據有深厚的現實基礎。

所謂追求極致,是指文學楚軍拒絕平庸,重視作品的人性深度和對情感沖擊力的極致追求。如方方的近作《出門尋死》、《萬箭穿心》等寫都市人生,尤其是平民女性的人生,劉醒龍的《圣天門口》寫革命年代靈、肉的廝殺,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寫底層生態,都給人以心靈的撞擊和靈魂的震撼。鄧一光寫和平年代壯心未已的“末路英雄”,可謂窮形盡相;熊召政寫封建王朝的權力斗爭,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池莉的作品,寫市民的日常生活,也不止于流水賬式的記錄,如《煩惱人生》、《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等作品的結尾,都有令人心醉的地方。更不用說方方的“七哥”、池莉的“印家厚”、鄧一光的“關山林”等文學人物已成為“典型”形象,劉醒龍筆下用笛子吹奏國歌升國旗的細節已成為讀者的經典記憶,如此等等,說明文學楚軍的這種極致追求,正是它獨特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楚地幅員遼闊,主要包括兩湖和豫、皖、贛、蘇、渝之一部或大部,今以“文學楚軍”稱湖北文學,并非說“文學楚軍”僅止于湖北文學,恰恰相反,我意它的指稱范圍應該包括所有舊屬楚地文學和楚文化影響所及地區的文學。當此“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之際,我也期待著楚地的文學結成聯軍,庶幾在中部經濟崛起的同時,也崛起一座文學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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