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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兩國作家共話“文學與包容”

作者:李曉晨   發布時間:2013年04月03日  來源: 文藝報   

4月2日至3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中澳兩國的作家齊聚中國現代文學館,共話文學,交流心得。在2日上午舉行的開幕式上,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和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孫芳安分別致辭。中國作協副主席張健、葉辛、莫言、高洪波,以及澳大利亞作家J·M·庫切等出席開幕式。劉震云、徐小斌、李堯、李洱、布萊恩·卡斯特羅、大衛·沃克、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蓋爾·瓊斯、安東尼·烏爾曼等近40位作家、學者參加活動。開幕式由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主持。

為期兩天的活動中,中澳兩國作家在“文學與寬容”的主題下,圍繞“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文學的本地化與世界性”、“文化包容”和“文學體裁與閱讀”等話題進行演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庫切和莫言分享他們的文學實踐和人生經歷。

隨著世界各國間交往的密切,文化交流尤其是文學交流在國家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同民族、國家的人們通過文學這一紐帶和橋梁互相走近,進而對彼此和世界產生更深刻的認知和體悟。正如鐵凝在致辭中所談到的那樣,在這個“速度”追趕著每一個人的時代里,假如人類的生活中沒有了文學,人類將更加困難。她說,“好的文學在今天仍然被讀者需要,正是因為它有能力表現一個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有能力傳達一個時代最生動、最本質的情緒,有能力呈現多樣的、不同魅力的文化創造在自己的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想象力。”

兩年前,第一次中澳文學論壇在澳大利亞舉行,引起極大反響。如今,兩國作家的再次相聚就具有了另一重意義:這是一次高水平的文學交流,也是一次老友的久別重逢。鐵凝指出,中澳兩國都有著悠久的文學歷史、文學傳統和杰出的文學成就。中國文學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淀了深刻的人文思想、人性關懷和典雅的藝術品質。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都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近幾十年間,不少澳大利亞的優秀作家和作品被介紹到中國,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鐵凝談到,今天的中國處在歷史巨變與發展中,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參加這次論壇的多位中國作家,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成長起來的富有活力的作家,相信他們會帶來對文學和人生的獨特感受,使澳大利亞同行具體感知一個變化著的、活力迸發的中國,體會和理解今天的中國人豐滿而復雜的多樣情感。中國作家也將通過此次論壇更有深度地理解澳大利亞作家筆下的人生世相。

孫芳安在致辭中高度評價了本次論壇,她認為“中澳文學論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極大地促進了兩國的文學交流、文化交流”,并希望這次論壇能促使兩國作家彼此啟發、有所收獲,進一步加深兩國在文學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在專題演講中,徐小斌和布萊恩·卡斯特羅圍繞“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的話題進行了專題演講。兩位作家談到,東西方文學都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這些深厚的傳統滋養了文學的生命。然而,消費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文學的創作與閱讀方式,留給文學作品尤其是文學經典的時間和精力似乎越來越少,文學的邊緣化是不同國家文學都要面對的處境。“這是一個不耐煩的時代”,布萊恩·卡斯特羅談到,“今天,那些豐碑著作似乎已經失去了光澤,人們不再像古代人崇拜神一樣崇拜偉大的作家。文化成為了人人觸手可及的東西,但卻是一種碎片化的呈現,這造成了精神的真空。”他認為,“文學在今天只是失卻了大眾的喧囂,它擁有在內部世界的另一種生命”。徐小斌對此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她認為,以怎樣的態度面對傳統和現代性,決定了將擁有怎樣的文學。雖然東西方對于經典的界定有所區別,但基本可以概括為具有歷史時代與文明精神代表性的作品。今天,文學的傳統正在被現代性逐漸改寫,這是作家們都要面對的處境。好在許多優秀的中國作家在作品中很好地融合了傳統與現代性的元素,他們堅持著文學的本真,不曾放棄一個寫作者的夢想。

對許多優秀的作家而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許也是這個夢想的一部分。獲得這一獎項對作家、對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獲獎作家本人又是如何看待這一獎項的?莫言和庫切針對這一話題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世界上的許多事情,總是在你幾乎忘記它的時候悄然而至,諾貝爾獎對于我也是這樣。”莫言這樣形容他獲獎時的心態,他說自己之前對這一獎項也存在誤解,認為“諾獎”存在各種“規則”。但此次獲獎尤其是領獎的經歷,讓他意識到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文學獎,然后才是其他;這一獎項最根本的衡量準則是文學準則,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意義是它的文學意義。由此,莫言認為對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忘記——忘記那些文學獎的評獎規則,忘記評委,忘記翻譯家,甚至要忘記讀者。“一個真正的作家,又有誰在寫作的時候還想著瑞典的評委呢?廚師做菜,是要考慮食客口味的,但有一些廚師,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烹調,你愛吃就吃,不愛吃就算了。”

獲獎之后的莫言給人們留下了低調、沉默的印象,也因此引起了諸多爭議。對此,他回應道,獲得“諾獎”部分地改變了他的生活,不能說這是一件壞事但肯定不是好事。對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坐在書桌前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而不是在各種活動上頻繁露面。面對爭議,莫言雖厭倦卻也坦然,他說,獲得“諾獎”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情世事,也照出了真正的自己和哈哈鏡里的自己。“不管配還是不配,我都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是個事實。我只是希望下一年的諾貝爾獎趕快頒出,這樣人們就會迅速把我忘記,這也是我最期待的事情。”

莫言的經歷引起了庫切的幾分“同情”,他認為,獲得“諾獎”確實會對正在寫作中的作家產生一定影響,但程度大小各有不同。他更關注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產生世界性影響的原因,以及其評獎標準是否合理、公允。當然,他首先強調“我并不是要批評這個獎項”。

庫切用“經濟體”和“貨幣”來形容文學和“諾獎”間的關系。他認為,如果把某一國的文學看做一個經濟體,那“諾獎”就好比是貨幣,它會加重作家在這個國家的分量,使他具有更強的購買力。談及“諾獎”沿襲百余年的評獎標準,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所確立的“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的標準本身存在很大的闡釋空間,獎項更強調偉大精神對人類的引領作用。而隨著時空的轉換,如何界定和闡釋理想傾向、這一標準是否能夠用來衡量當代作家的表達、一部作品在總體上所顯現的意義和趨向是否就超越其他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標準等話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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